一

“士农工商”四民之说，源于被后人称之为盐神的管仲。由于“四民”都是“国之石（柱石）民也”，所以本没有高下卑贱之别，只有前后左右之序，就如一株参天之木，士如土壤，农如树根，工如树干，商如树叶。

然而，随着传统礼教等级思想的不断发酵，“四民”的社会职业属性慢慢异化为社会身份定位，“士为民之首，商为民之末”成为社会主流认知。不但唐太宗要求工商之流,“必不可超授官秩，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，同坐而食”，宋代也有商人“不得与士齿” 的定律。

实际上，“士”的属性有一个演化过程。欧洲有骑士，日本有武士，中国不但有著书立说的学士、为知己者死的勇士，还有懂阴阳历算的方士、为人出谋划策的策士。直到春秋末年之后，“士”才逐渐成为统治阶级中知识分子的统称。

由于“士”是百姓中的白领、官僚们的候补，古人往往皓首穷经以求跻身儒士之林。史湘云曾苦口婆心地劝贾宝玉“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”，范进应试及第后喜不自胜地出现了癫狂状态。在那个时代，儒士们以头上的一顶方巾在商贾面前耀武扬威，常令后者艳羡不已。

不过，两淮盐商们对“儒士”的倾慕和神往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，也非功利性的附庸风雅，他们以腰缠万贯的雄厚财力作后盾，延揽名士，结社酬唱，把两淮大地激荡得诗意浓浓，文气习习。

二

两淮盐商中许多人本身就是文士，他们一手擎着算盘戥秤，一手拿着四书五经，在商场博弈的同时尽情地享受文化套餐。有一首《扬州竹枝词》写得很生动：“邗上时花二月中，商翁大半学诗翁”。

结社吟诗，是古代文人们的一大盛事。东晋王羲之等江南名士４３人曾聚会兰亭，宋代诗人苏舜钦、梅尧臣等曾唱和沧浪亭，元代顾瑛筑等曾集会玉山草堂。这些文坛佳话历久弥新，现代文人的笔会就滥觞于此。

对于结社吟诗，大盐商马曰琯情有独钟。他与众多儒士结成“邗江吟社”，宾朋酬唱，风雅倜傥，一时倾动大江南北。《韩江雅集》９卷，共收录雅集活动５８次的诗歌６９２首。

1743年9月9日的重阳节，天高云淡，马曰琯邀请众诗人齐聚行庵，以“人世难逢开口笑,菊花须插满头归”为主题由众人分韵赋诗，大家一面把盏，一面吟咏，其乐融融。聚后叶震初、方环山专门合作画了一幅 “九日行庵文燕图”，形象地描摹了这次雅集的盛况。

可以想见，结社吟诗时的马曰琯耳畔不可能还响着铜钱的叮噹声，心胸中定然充溢着采菊篱下的怡然自得。

再说另一大盐商江春，他有“以布衣上交天子”之称。对这位游走于商场与官场之间的盐商，《扬州画舫录》称为“工制艺，精于诗,与齐次风（召南），马秋玉（曰琯）齐名。”他每每倘佯于草长莺飞的淮扬大地，唇齿间不时吟咏出对自然的眷恋和对生活的感怀。

与马曰琯、江春等吟诗酬唱的“雅士”作派不同，盐商汪懋麟则是一副儒家“学究”的风采。他参与《明史》修纂之后辞官回到了扬州，白天治经、夜晚读史，除了《百尺梧桐阁诗集》之外，还著有《百尺梧桐阁文集》8卷、《百尺梧桐阁遗稿》10卷等等。

如果仅以上述三人来佐证两淮盐商的“儒士风”显然有曲高和寡之嫌，实际上两淮盐商中的马曰璐、江昉、汪楫、许承宣、孙枝蔚、程梦星、程晋芳等都是“亦商亦儒”之辈。至于与江春齐名的郑钟山、郑鉴元兄弟，他俩好经术，门无杂宾，基本上已由盐商转化成了儒士。

三

魏晋时的曹丕曾经说过：“文人相轻，自古而然”，但这句名言在两淮“儒商”们面前却被颠覆得面目全非。他们富而有义，义而优雅，不但为文人们著书立说提供襄助，而且与儒士们志趣相投，惺惺相惜。

祖籍韩国的大盐商安麓村与书法家汪肤敏的交往颇具“欲擒故纵”的戏剧性。初时汪对安的盛意延请并不领情，后却主动登门造访。让人始料未及的是，安麓村不但未张门盛迎，反而“使人要于路，掖入之，见则命书戏目数出”。其后才告之“先生古君子，前特相戏耳”，并款留堂上宴飨赏戏，而且所奏戏文，都是之前汪肤敏所书写的戏目。可以说，安麓村为结交文人，真的动了一番心思。

“横陈图史常千架，供养文人过一生”，可谓是对马曰琯向儒之心、好士之情的精准定论。学者厉鹗年届六十还无子嗣，马氏特为其割宅蓄婢；著名史学家全祖望罹患恶疾，马氏出千金招聘名医为其治疗；吴兴姚世钰客死扬州，马氏出面为其料理后事并刊刻文集。马曰琯去世后，学者阮元不无惋惜地写道：“扬州业盐者多，今求一如马君者，不可得矣。”

而盐商程晋芳与吴敬梓的莫逆之交可说充满着悲情。吴敬梓曾多次应邀北上淮安程晋芳家做客，为创作《儒林外史》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。后来，程晋芳因嗜书如渴，遍交文士，家财荡尽，债积如山。乾隆十九年（１７５４）俩人偶遇于扬州，吴敬梓不胜唏嘘地说：“子亦到我地位，此境不易处也，奈何！”别后七天吴敬梓便客死扬州，程晋芳得知噩耗，怀着满腔的痛楚、满腹的无助写下了“涂殡匆匆谁料理，可怜犹剩典衣钱”的诗句。

投之以桃，报之以李。盐商们的消费取向为文人们提供了寄情园林、弛骛山水的物质基础和创作灵感，文人们也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来回应盐商们的尚文需求和知遇之恩。

“扬州八怪”代表人物郑燮（板桥）曾为马曰琯的小玲珑山馆撰书“咬定几句有用书，可忘饮食；养成数竿新生竹，直似儿孙”的楹联，其清新写意中透出几分诙谐和调侃。

更透出灵动才气的是“扬州八怪”之一金农助商解围故事。一日酒宴，某商围绕“飞红”酒令苦思不得其句，只好顺口说道：“柳絮飞来片片红”。座中顿时哗然，称其为杜撰。金农却说“此元人咏平山堂诗也”，完整的四句是：“廿四桥边廿四风，凭栏犹忆旧江东。夕阳返照桃花渡，柳絮飞来片片红。”实际上这哪是元人诗句，分明是金农为解盐商之围当场口占之诗。

在中国古代文人身上，时常会看到一种“物质上——乞养，精神上——自养”分裂式文化人格，但这种人格到了两淮盐商这儿似乎有所弥合。他们互为依存，互为推崇，生生地把曾经历过清军十日屠城的扬州放大成了历史文化名城。

四

作为清代与山西票商、广东行商并驾齐驱的商业资本集团，两淮盐商们不但没有殚精竭虑地营造自己的商业帝国，反而如硕儒雅士般沉醉于诗坛书苑，个中原由颇值得咀嚼回味。

读书好，营商好，效好便好

创业难，守成难，知难不难

这副对联出自于众多两淮盐商的故园－—安徽徽州，吴敬梓曾将其略作改动镶嵌到了扬州大盐商万雪斋的厅堂里。这不只是雕刻在门楣厅堂上的点缀，而是两淮盐商们人生感悟的结晶。

据清光绪《两淮盐法志》列传统计，从明嘉靖到清乾隆间移居扬州业盐的商人共80人，除了陕商、晋商各有10人之外，其余６０人均为徽商。

这些来自程朱理学故乡的两淮盐商，自幼就受到了儒学的浸濡滋润，并因身处山水阻隔之地萌生了对外出谋生的神往。所以，他们把读书与营商都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，当科举不顺时，则轻儒而重商；当商而有成时，则轻贾而重儒，一弛一张，迭相为用。

于是，两淮盐商中既有“先贾后儒”之辈，也有“先儒后贾”之流，更有“儒贾兼备”之人，进而形成了其他商帮难以企及的儒商群体。他们的儒士之风不仅抬高了自己的社会声望，而且创造了自身的商业文化。如“二马”之盐，包装精美，享誉江淮盐市。盐商张四教精通《九章算术》，并在业盐过程中将勾股、商分运用自如。正是有了这样的丰厚底蕴，两淮盐商们才把“文化搭台，经济唱戏”盘弄得风生水起。